•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 Fud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tudies
中国应如何进行老龄社会的治理?各界权威给你答案
作者:admin 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点击数:295

      11月4日,2017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以“健康中国”为主题,论坛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发展成果,汇集政、产、学、研、用各领域杰出代表,探讨新经济下中国健康产业管理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此外,下午的五场学术分论坛分别聚焦“健康中国与健康治理”、“老龄社会的治理”、“药品与健康”、“健康大数据分论坛”,以及“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众托获颁“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樊胜根,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获颁“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获颁“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并为今年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颁奖。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钟燕群出席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企联特邀副会长、中国石化科技委资深委员、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基铭宣布了今年的获奖人名单。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焦扬主持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许宁生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原副主任、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刘山在,教育部原副部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主任、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委员会主席吴启迪,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基金会原执行副理事长秦绍德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暨颁奖典礼。

2017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实录:

主旨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前名誉理事长闻玉梅以“健康中国对我们的启示与要求”为题作主旨演讲。

一、健康中国的现状

      首先,她介绍了健康中国的现状。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到,真正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生物学只占15%,而环境占17%,行为和生活方式占60%,医疗服务占到8%。她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里面还应该包括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

      十二五以来,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持续改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2010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4.8岁,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估算,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6.2岁。此外,1991年到2014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中国孕产妇死亡率是逐年下降的。

       近年来,中国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险,覆盖面已超过90%,并且实现了传染病的控制。中国的成绩世界瞩目,那么中国有哪些优势呢?一是传统与现代医学实践并存,也就是中西医并重;二是过去中国有完善的乡村医生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有一个有序的从地方诊所到医院的制度;三是有儒家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的特色;四是可以从政府获得强有力的行政支持。

二、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难点

      其次,她认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难点中有三个主要的指标:一是平均期望寿命,2014年为76岁,2020年要达到77岁,2030年要达到79岁;二是婴幼儿死亡率,2014年为12‰,2020年要降到9.5‰,2030年需要为6‰;三是孕产妇死亡率,2014年为22/10万,到2020年需要降至18/10万,2030年需要到12/10万。以上都是全国的指标,包括贫困地区。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平衡,导致医疗服务差距非常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人民对健康的需求与期望的增高和供给侧滞后之间的矛盾;二是群众对医学科技知识的欠缺和医学科技发展迅速之间的矛盾;三是老龄化社会与我国“未富先老”之间的矛盾;四是人们注重治病,但是忽视预防

      此外,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对于婴儿来说,先天性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是主要问题。我国婴儿先天性心脏病很多,发病率达到了千分之七到十。先天性畸形是可以筛查的,但在我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对于儿童来说,挑食导致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足并存,并且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存在心理健康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增强儿童体质,另一方面要注意其心理健康。对于青年来说,要注意培养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饮酒、吸烟、毒品、抽烟和性传播疾病。中年人的问题也很多,高血压、卒中、心脑疾病、糖尿病等增多,这与是否注意饮食习惯是有关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运动少了,阿尔兹海默病、运动障碍、精神忧郁等情况增多。

三、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重点

      全球60岁以上人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据估计,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有2亿,占全球人口的22%。根据卫计委统计,50%的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阿尔茨默氏病、卒中、冠心病等,有一些还是多病共存。

      那么,健康中国2030的重点是什么?她认为,要大力发展高水平、一体化的老年医院与老年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来应对我国“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她建议,一是要专业化,要有老年医院;二是要以人为本,要提高现有的老年医学从事人才的培养;三是要预防重于救治,大力推广预防医学为主的医老工程;四是要及时扶持老年医学的产业,这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关于老年医院,闻玉梅院士建议不要按照科室划分,而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病种的复杂程度划分,并分为老年内科、老年外科两大类。比如说,老年内科一级就是比较轻的病,可以去门诊看病;老年内科三级就必须住院,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她还建议可以发“银发彩票”,即老年彩票,让子女送给长辈,既让老人开心,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

      她总结道,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必须做到“COME”。“C”就是改变,改变理念与政策,从被动治疗转变为预防、早诊、早治,并且不能认为老了就不能干事了。“O”指的是操作,拆除研究、应用与管理及制度间的隔墙,建立与社区密切联系的一条龙联合体。“M”是动员,要强化培养不同层次的医学专家、专科医师、护士长、护理员、康复师等,提高他们的待遇,同时注意对群众进行有关健康与医学的教育,要把健康中国的知识、意义、内涵与“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联系起来。“E”是经济,要有创新的思维发展经济,促进新的经济增长,如发展可穿戴式的医疗器械、网络、视频等产业。

      2017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以“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中国思考”为题作主旨演讲。

      他表示,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是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及比重提高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成就,是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老龄化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与进程的快慢。与世界其他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绝对规模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显著、发展不均衡和波动幅度大等特征。据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一亿。他认为,以下问题应特别关注,并进一步形成共识:第一,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是其核心问题;第二,老年人口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生育政策调整虽必要但效果有限;第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复杂度,但也创造了政策空间;第四,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第五,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其政策价值仍有待挖掘。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长期照护制度,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地理区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一是中国具有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二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三是家庭在中国养老主体中始终是可依赖的中坚力量;四是大国的区域差异与规模优势为中国解决老龄问题提供便利。

他强调,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有中国思考。首先要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要从动态的视角看待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弱化对人口老龄化的悲观态度。同时,老龄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创新,需要理念创新先行。其次,“全生命周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视角。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看待人口老龄化伴随的问题,就是将老龄化视为一个终生的过程,而非仅在老年阶段关注老龄问题;同时也是把老龄问题放置在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中,用联系思维认识和解决老龄问题。第三,要把握发展机遇,深化改革。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或政策作出相应调整。由于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制度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结构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而要求“制度发展适应人口变化”,这使得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干预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及主要手段。第四,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政策体系。面对老龄化这一跨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问题,分工细密、层级分明、专业导向和行政驱动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更需要跨功能、跨组织的治理机构的联合行动以实施整体战略。第五,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的价值与功能。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老人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的过重负担。第六,善用最后的“人口红利”,重视区域均衡。我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窗口期,但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令这两类地区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条件的困境,从而使得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在城乡和地区间依次推移,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人口红利。基于此,他认为,为了有效促进城乡、地区收获人口红利条件的形成,政府应当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而不应当将劳动力人口重新固化在每一地区。在国家层面上将人口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相结合,不仅可以延缓城市的老龄化进程,而且解决了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的环境,这将成为“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之一。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并为未来解决农村人口负债问题积累资源。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尽管我国的人口红利在衰减,但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口红利,我国有理由认真思考如何有效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并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老龄社会的治理”分论坛实录:

      11月4日,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2017年复旦管理学论坛学术分论坛——老龄社会的治理”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出席了活动并致辞。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杜鹏,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原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上海宝山区区委书记、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教授汪泓,复星地产总裁助理、星健副总裁滕家祺发表了主题演讲。

致辞环节: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向大家介绍了各位演讲嘉宾,并表示,“健康中国”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健康老龄化”,不仅仅是讲老年人的健康,“健康老龄化”涉及到老年人的生活、工作、居住等方方面面。“老年社会的治理”分论坛,内容非常丰富,从学术研究到政府作为,再到企业家的思考,都能够在论坛上看到。

      彭希哲继续道,本次分论坛的主题是大家共同关注并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从老龄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在21世纪,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年轻化社会,而是始终在老龄化社会中,在老龄化的社会中,人们应当如何做?观念应当是怎样的?政府的政策应当怎样?家庭应当是怎样的代际关系?我国政府、企业、社会、市场、家庭、个人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彭希哲表示,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思考老年人谁来养或者老年人谁来照顾,而是从应对老龄化来说,社会面临全新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这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中,各种各样的政策体系、观念体系、价值体系、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等,都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在老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形态的影响,生活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

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杜鹏教授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涉老公共事件不断成为舆论的焦点,科技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老年群体的适应难度,老龄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围绕老龄社会治理,杜鹏教授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杜鹏教授首先系统梳理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情况,社会治理通常强调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施政,通常是指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为了促进社会系统的核心运行和良性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而协同治理社会性公共事务、提供社会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及过程。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强调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子系统的核心运行和良性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

      杜鹏教授指出,老龄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老龄社会治理的意义在于希望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和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问题,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构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奠定基础。现在进入到老人多小孩少的新阶段,老年人的需求日益增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老人的结构和需求在改变,不能再延用十多年前的做法。中国社会现在趋向于多元治理,计划经济时代更多靠家庭、靠政府的普惠,但集体经济衰退之后,家庭养老能力也不断地弱化,养老问题越发凸显。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尚未建立之时就全面放开了养老市场,因此对于某些老年群体而言产生了真空地带。养老资源统筹机制的不完善,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治理矛盾的突出。

      杜鹏教授表示,人口老龄化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前一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老龄政策落地难迫使人们站在治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养老资源投向的科学性需要用治理的思维来加以思考,比如很多部门对养老项目的重复投资;一些养老模式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境,需要从治理的角度进行反思。再就是投入与产出不对等,当前某些地方养老的投入与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不成正比,而且某些地方的某些养老服务并未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杜鹏教授继续讲道,老龄社会治理需要处理好五方面的关系,即局部治理与总体布局的关系、当前发展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投资与收益的协调发展关系、静态应对与动态调整的关系等。从老龄社会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着诸如缺乏整体治理布局、被动应对比较明显、重投资而轻收益、忽视老年人自身价值、涉老社会治理的机制还不成熟等问题。

      杜鹏教授指出,构建老龄社会治理体系要有着力的方向,应该尽快站在老龄社会背景下对治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着重构建多元主体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机制、重视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政策制度等)进行绩效评估、探索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举措与社会治理的其他方面(如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经济治理等)进行有机融合等。

      最后,杜鹏教授指出老龄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处理要围绕权益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发动社会组织、社会行为规范、公共安全体系、风险预防、社区治理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地设计,而且还要有一个老龄社会的观念体系和老年人价值的发展体系,比如要加强涉老矛盾的调处,健全老年权益保障机制,要明确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方式,优化社会组织参与养老的体制机制,重视激励和监管机制建设,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体系和规范,等等。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作了题为“更公平、更可靠、更可持续——社会保险基金长期平衡机制”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是惠及面最广、所需资金量最大、技术性最强的社会保障项目。在老龄社会中,社会保险变得更重要,但也变得更难。社会保险是为国民基本风险提供基本保障,但制度本身也有风险。任何保险举办者都有风险,在商业保险中有一种机制,那就是再保险,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目的是保障保险公司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基金收不抵支,则要由财政兜底。需要注意的是,财政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大。弄得不好,社会保险可能拖垮财政。所以,社会保险制度能否持续健康运行,是社会治理、尤其是老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制度在老龄社会中是帮忙还是添乱?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何文炯指出,在我国大陆,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社会保险有了很好的发展,惠及面扩展、保障待遇提高,基金运行总体情况良好。但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主要是公平性不足、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制度运行效率不高。事实上,社会保险是国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之一。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为国民提供基本风险保障,把老百姓的基本风险管好,国家的风险就会降低。但是,需要注意社会保险制度本身也是有风险的。我国大陆社会保险参保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个项目,就有三亿多人参保,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就有一亿多。这样的制度运行,需要大量的资金,社会保险基金必须保持永久性平衡。但从前些年的情况看,某些地区已经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即仅仅依靠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已经难以实现基金收支平衡,需要国家财政的大量投入。例如,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项,近几年每年就高达三千多亿元,因而各级财政的压力很大。所以,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长期持续保持收支平衡,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何文炯继续道,社会保险基金平衡,就是会计上的收支匹配。作为一个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永久性的平衡。虽然,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设计,但任何一种保险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都必须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建立财务平衡机制。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风险,免除其后顾之忧。所以,制度设计之初,就必须先确定保障待遇,据此确定需要筹资的资金量,这就是以支定收。而且,这种保障待遇确定之后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益,不能随意削减,这是社会保障的待遇刚性原则。从这一点上说,绝对不可以搞“以收定支”,否则就会损害国民的基本权益。这一点很重要。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待遇必须适度,否则筹资不足则难以支撑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这是保持社会保险基金长期平衡的第一个要件。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保障适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保障适度,即保障待遇的确定,能够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但要保持其就业创业的动力,还要考虑全社会的承受能力。国家办理的社会保障负责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国家通过建立规制鼓励社会成员参加补充性保障,以获得充分保障。这就是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需要明确的是,从风险保障的角度看,仅仅拥有基本保障并不能过上幸福生活,要在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拥有足够的补充保障,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也就是说,幸福生活,主要依靠劳动创造。第二个要件是收入到位,即一旦待遇确定,收入必须到位。为此,需要以风险损失分布为基础,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筹集资金,这里需要运用精算技术,即按照精算确定的保险费向参保的个人和单位收费,以及财政相应的投入。需要说明的是,财政的投入可能包括三种情况:保费补助、兜底责任和转制成本。第三个要件是代际均衡,即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待遇确定和筹资规则,都需要考虑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均衡,作为以国家公权力实施的制度,需要充分考虑代际之间基本权益的均等,否则就会引起代际冲突。

      何文炯还重点讨论了社会保险若干重要项目的基金平衡问题。他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存在长寿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前些年某些项目的待遇增长幅度偏高,使得制度定位变得模糊。他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需要注意到它在老年保障体系(收入保障、健康保障、照护保障、居住适宜、精神慰藉等)中的定位和多层次老年收入保障体系(基本保障、补充保障)中的定位,明确其职责是保障老年人具有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能力。关于全国统筹,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应当是统收统支式全国统筹,而非调剂金式全国统筹,现在某些地区所说的省级统筹基本上是调剂金式的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存在长寿风险,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能仅仅考虑一年一平衡,而应当考虑其长期平衡性,这一点,与商业性医疗保险不同。而且,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样,基本医疗保险也有“系统老龄化”问题,即缴费人群相对减少、享受待遇人群相对扩大的趋势,需要特别注意其长期平衡问题。关于照护保险,部分地区正在探索,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明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他认为,照护保障制度很重要,一定要搞,但具体采用什么方式,需要研究。照护保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保险制度,国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建议认真想明白之后再做,不要贸然大面积推广。

      何文炯特别指出,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所述“不平衡、不充分”,在社会保障中表现得很典型。因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的原则,完善社会保险项目体系,使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增强公平性;按照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原则,优化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多层次、可持续,成为更可靠的制度;按照建机制的原则,加强和改进社会保险管理和经办服务,以有限资源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基本风险保障服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保障适度原则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保基本,才能覆盖全民;只有保基本,制度才能可持续;只有保基本,才能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保障体系。

      最后,何文炯提出了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长期平衡的机制建设任务:一是社会保险待遇的确定与调整机制;二是社会保险相关的医药服务付费机制;三是社会保险费征缴机制,要做实缴费基数,规范缴费行为;四是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责任机制,包括保费补助、兜底责任、转制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债务等;五是建立社会保险精算报告制度。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原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在演讲中重点讲到了老龄产业问题,他表示,十九大强调了“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老龄产业进入战略机遇期。但同时,民间资本进入产业的成功率相当低。在长期研究过程当中,特别是国际对比过程当中可以发现,要向老年人提供精准服务,需要一个理念、一个新常态,其中有商机但无暴利,特别要求规模和质量。要关注老年的刚需问题。

      张恺悌提到,在做政策的时候,一直提到基本战略判断、技术路线图。现在更多是要发展它的灵魂,他认为首先要摸清存量,判断质量,明确增量,控制流量,科学规划。因为目前相关的市场需求并不清晰,想要做到精准服务,却没有准确性的判断。经过五年的发展,养老床位从340万上升到720万,民政部报告显示床位的空置是48%,因此,在增加量的过程当中怎么有效控制?现在的规划当中的发展原则是否正确?需要先把思路理清楚、定基调、抓重点、做规划、引市场。在没有考虑明白之前,别轻易动手,因为中国这艘船太大,要调整起来非常难,所以制度成本非常高。同时,发展策略是降低政策摩擦系数,现在更多要看市场需求,要看到自身的情况,要清楚质和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这几年,从业人员有了质的改变。80后作为主流,他们的知识面、忍耐度和判断,都和原来不同,这批人的生存能力很强。产业协会今后要发挥更多作用,就要当产业的推动者、规划与标准的制定者、基础研究的组织者、从业人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者。

      张恺悌提到,在养老产业方面,政府已经逐渐从当初的运动员开始了向裁判员、守门员的角色转变,逐渐从政府托底到企业占主导的发展历程。他还表示,服务下沉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他继续道,现在正在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的五年发展规划,从行业角度上,预计下一步要重点推动以政府做主导,政府要做主心骨、领航员掌舵,充分利用政府资源雪中送炭,提高百姓的安全预期。同时,政府责任明确、态度正、底数清、方向准、步子稳、布好局。资源整合方面,比以前有进步,但碎片化的问题也依然存在。政府要对市场提高敏感度,专家的忠诚度也要提高,企业对于品牌的忠诚度也非常重要,同时还有市场关系合作伙伴的消费者理念成熟问题。

      张恺悌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产业缺少系统性规划和政策过多。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机构建设大型化、高端化,盲目发展养老地产以及养老产业园区问题,建议各级政府要理智判断,谨慎介入,减少行业试错成本。

      上海宝山区区委书记、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教授汪泓表示,他今天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养老事业发展的态势,第二个是面临的挑战,第三个是宝山老龄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思考。

      汪泓强调,养老问题已经被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加上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速度很快。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既是工作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汪泓认为,我国的养老体系动作还是比较快的。今年十九大期间,尹部长说现在养老体系覆盖到8.8亿,医养护一体化以及跨省市的结算和统筹已经势在必行。全球角度来看,2015年已经有6亿多,发达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现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五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老龄化的阶段,我国只用了三十年就走完了,当然经济发展也非常快。60岁以上老人到2030年会占总人口近30%,这必然给社会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老先懒。 

      汪泓表示,养老的需求是巨大的,现在空巢老人将近50%,所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喘息式养老很重要。假设5%的空巢老人需要家政,就会多出很多岗位。60以上老人按照两亿人来算,医养护一体高端养老人群就有五千万左右,这其中产生的基础消费和必然的医养服务费,有着巨大的空间。上海也是一个典型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去年统计的时候是31.6%,现在已经达到33%。上海的女性平均寿命有85岁,男同志是80岁。

      汪泓介绍,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是现在政府积极推动的,希望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的服务。这当中有具体的标准,比如床位的建筑面积不低18个平米,居室里面单床使用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等。这样既为社区的居民提供了非常好的家庭喘息式的服务,也为老年人也提供了短期居住的空间。宝山区也在大力推进小微实事工程和为老服务工作。现在注重四个体系,分别是一站式综合服务,一门式的办事窗口,一网式信息管理,以及一体化资源统筹。

      汪泓表示,政府有一套专门的监管体系、审核体系、行业准入体系,评估体系,医养护一体化连接体系。所有的养老院都给它医保进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联动各种资源来推动社会养老。

      复星地产总裁助理、星健副总裁滕家祺介绍,星健是复星旗下做大健康产业的一家公司,更多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比如碰到一个社区某一个问题,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以后,变成经典案例,或者成为行业的标杆,这其中是有价值的。

      滕家祺表示,媒体经常讲中国老龄化,老年的抚养比怎么快速增长,但是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这是全球普遍的问题。日本、德国、意大利、香港这些国家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中国2015年到2030年老龄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算全球最快的。香港从2015年到2030年是超过中国大陆的。韩国和新加坡的老龄速度增长也非常快,是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的核心社会问题。全球老龄化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是阿塞拜疆,老龄化的人口占比从今天的6%不到增长到15年之后的将近12%,超过110%的增长率,所以老龄化面临的社会挑战,健康方面的挑战也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

      滕家祺强调,应当积极看待老龄化问题,从医疗的角度,社会政策的角度,考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从预防医学开始,到行为医学,到康复,到社区的健康管理照顾,更全面看待这些问题。

      滕家祺介绍,在美国,人均医疗费用最高的前3%到5%的人群,这些人的特征是每年花费的个人医疗支出是人民币30万元以上,每年住院的时间是在20天甚至更高,每次住院至少是7到10天,每年住院若干次,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人的医疗费用总支出占到美国总体个人医疗支出的50%,也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当中前5%的人可能耗费国家50%的医疗费用的支出。通过在新加坡的调研,他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是各项核心的生命体征数据等等是在一个动态恶化的过程当中;第二是普遍缺乏运动,生活不规律;第三,他们的营养非常不均衡,膳食结构比较单一;第四,这些人通常有三年以上没有做过体检,对自己的健康没有控制的;第五,可能有一些遗传病的病史。 

      滕家祺强调,今天或者说传统的医疗系统是以医院为核心的,医院是根据传统的生产流水线概念来设计的,没有太多用户体验可言的,更多是讲求效率,这本身没有错,救死扶伤。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治病、看病、急诊,这些当你生病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生病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的医疗和社区的照顾,和整个健康管理缺乏有机联动。全球普遍的共识是全球老龄化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如同我国成功实施精准扶贫一样,我们需要能够精准的定位未来有重大医疗需求的人群普及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如同,做到健康服务可以全面及时并且是可负担的。

       滕家祺表示,在养老产业如何赚钱的问题上,他认为产业本身会寻求盈利性,但是产业长期的未来是通过管理式的照护体系,通过降低人群的医疗费用、住院率、医保支出,从保险结余当中做一部分有限的分享。这是医院、政府、产业、病人各方能够共同获益的一种商业模式,也是复星自己今后在保险、医疗、医药的流通,包括养老照顾这个产业的一些资源各方面资源协同时认准的目标。

       滕家祺认为,作为一家企业,大的政策层面和规则制定的层面需要政府牵头,星健希望协助政府在院前院后社区体系里面打造整合式健康服务的模式。从院前从社区健康服务,到零售医疗的业态,比如能够让医生多点执业的综合门诊部,来解决居民、市民平常的小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问题。

      滕家祺总结道,他今天主要分享了四个方面。第一,看待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时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老人的背后是整个家庭社区的甚至区健康、快乐和富足。第二,经常提的概念,医养结合,其实不单单是养老机构里面建一个内设医疗机构,更重要的多学科的医康养护甚至社会力量团队的通融合作。第三,一切还是要以循证医学为基础,整合社区的医疗和服务,不能只关注生病的人,而忽略了健康,只关注已经生病的人,这是不够的。第四,我们还是要整个体系从政策到信息,到运营服务的管理,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认为这些大的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企业通融合作,长期合作的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这就是复星星健简单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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