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 Fud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tudies
【2020年17号】人口老龄化及其治理研究中的认知误区辨析
作者:admin 来源:人口青专会 点击数:218

作者介绍


胡湛,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彭希哲,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社会,至今已历20年,然而整个社会在老龄化的应对过程中却仍存在诸多认知误区或理解偏差,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负担乃至危机,相当多的学术探索委身于此框架之下寻求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大量的政策探讨亦过度聚焦于养老压力以及针对老年人的各类支助措施上,不少工作于今已显得杯水车薪,并可能导致我们对于未来老龄社会发展路径的误判。

一、当前老龄研究中亟待商榷的认知倾向

(一)对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欠缺共识,“悲观论”与“危机论”在研究实践中仍大有市场

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没有好坏之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然而当前老龄研究与实践中仍充斥不少负面乃至悲观的情绪,这一方面源于社会大众在心理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目前以中青年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架构对老年人比例增多这一现实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匹配。这些“不匹配”更因“不适应”而被主观夸大,老龄化因而与“悲观”、“危机”以及“负担”和“压力”划上了等号。事实上,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在尚未达到我国现有人均经济水平时已为应对老龄化而搭建起相对健全的全民社保体系,因而用“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来形容中国当前的老龄化应对现状可能更为准确。

(二)将老龄问题等同于老年人问题乃至养老问题,忽视了老龄社会治理的全民性和整体性

老龄化的挑战常常被视为由老年人数量增多所引发,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也常常被当作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只是养老问题,以至于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亦较多关注老年工作的开展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而非老龄社会的整体性应对,将这些议题过度聚焦于特定群体显然违背了现实逻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其年少时的健康行为积累,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依赖于当前劳动力群体的劳动产出,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需要通过对不同生命周期人口的持续投资和引导而夯实。老龄化的影响涉及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和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仅仅关注老年人口显然无法全面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挑战。

(三)较多推崇“拿来主义”,忽略了中国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特殊性乃至优势

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其共性,但更多的则是其个性及差异,国际社会的应对经验固然存在普遍性,但具体国家的具体治理格局则必须基于其各自基本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于20世纪上半叶进入老龄化阶段,其时处于工业时代的尾声,而中国却是在信息时代进入了老龄社会,这为应对其挑战展现了全新的可能和机遇。当代中国在老龄社会治理中具备一定特殊性甚至优势,例如:改革开放后积累形成的海量经济红利、强大和稳定的中央政府、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资源、大国优势与地区发展多样性等。中国的老龄治理模式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或者系统的模板可资套用,而只能基于我们的现实特征乃至优势以形成中国方案。

二、现有认识误区的主要机制及研究困境分析

(一)治理思路及逻辑囿于“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模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人口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发展事业中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人口调控作为政策工具亦在治理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发挥出若干决定性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及项目的实施就是典型一例。这种双重机制的影响再加上若干“案例驱动”,致使现行治理模式中对于人口议题的处理常常习惯于强调人口要素的重要性,或倾向于通过干预人口发展而满足治理目标或政策诉求,即所谓的“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模式。甚至当某些制度或具体政策安排的可持续性出现滞碍时,亦趋于将其包装为所谓“人口问题”予以探讨,当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及治理亦未跳出此窠臼。这使当前的老龄研究实践倾向于聚焦一系列线性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将老龄化压力等同于老年人压力乃至养老金压力、将老龄社会治理等同于老年人工作开展和老龄事业发展均属此列,而通过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以扭转老龄化、通过延迟退休年龄以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等期望也同出一辙。这些工作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对于老龄化这一超复杂结构或非结构化议题,线性干预路径则往往趋于片面而欠缺整体把握、注重技术性调节而忽视制度的整体性适配,对此当格外重视。

(二)制度资源储备相对缺位引发若干社会焦虑

人口老龄化应对与老龄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及政策安排的适应、适配乃至重构。然而中国社会是在经济尚未发达、就业尚未充分以及保障系统尚未完备的条件下迎来的人口老龄化,且相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老龄化发展速度又明显过快,更将当前制度资源的相对缺位在短时期内予以放大。而伴随政府和媒体的某些过度渲染,社会上有些人因不甚了解而导致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拒绝承认老龄化的常态化,乃至形成焦虑、恐慌和恐惧的心理都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本就是一个逐渐以及逐步发展的长期过程。尤其人口老龄化本身亦仍在不断演化之中,其认识边界呈现动态性,未来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老年人群体的演化都有可能超出人类现有历史经验,更为老龄社会的发展可能性增添了迷思。

(三)社会变迁和传统惯性对代际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剧烈的社会变迁及家庭变动不断重塑着当代的代际关系及相关伦理价值,进而影响对于老年人和老龄化的社会认知。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文化广泛普及,孝亲敬老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若干实质性制度性支持,不仅较大地规范了代际伦理,也使老年人获得相对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演化,传统社会价值和家庭伦理也随之重塑,秉持老年人的社会贡献逐步减少以及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的观点已不鲜见,甚至不少地方还呈现若干老年歧视现象,在这些担忧和疑虑的背后,渗透出将老龄化等同于压力、负担、危机的观念乃至于将其妖魔化的倾向亦不足怪。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所隐含的“贵生贱死”等思想及相关思维模式对当前老龄观和老年观的形成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传统文化伦理及思想观念使中国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很少论及死亡,死亡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往往携带着莫名的禁忌和无端的恐惧。这种死亡忌讳具有引申性,作为距离死亡最近的群体,普通民众“讳老”和“忌老”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亦由此而来,并在生活中惯性地将“老”与“衰弱”画上了等号。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老年人的增多,这些传统规训无疑将经受愈来愈多的伦理诟病。

三、老龄社会观念及治理模式转型的政策思考

所有社会的治理模式及其政策安排都是政府治理理念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具体体现。由于人们观念的转变和政策安排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并会产生惯性,从而使治理理念和价值立场的匡正成为治理转型的首要条件。立足于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及其治理研究中的认知误区归纳,以及对形成这些误区的机制剖析,并联系现有实际,当前治理部署中所不可回避的议题可能包括:在重新定义老龄的基础上支持引导“积极老龄观”构建;加快对“围老年期”和“低龄期”老年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重视家庭建设,并优先支助失能失智老人以缓解家庭压力;借力科技发展,推进智慧养老和老龄产业发展;强化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推动新型生命观和死亡观的形成。

文献来源:

胡湛,彭希哲.对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及政策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5: 60-67.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人口青专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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